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伏、经济上更是出现了全面崩溃的迹象。把经济推向崩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接收、掠夺的日伪产业和外汇黄金的储备随着内战的消耗已经所剩无几，财政开支只能依靠大量发行纸币维持，致使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依靠接收日伪产业使其财力达到了顶峰，共计拥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约合4亿美元）、法币40000亿元（约合10亿美元）。蒋介石认为依靠这笔巨额的财富，足以用于发动内战的消耗。但解放军越战越强，到了1947年2月的时候，国民党的这些资产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到了10月份黄金、美元的储备只剩下3亿美元，用不了多久就会告罄。与此同时法币的发行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了1948年8月发行总量已经达到了660万亿元，单张面额500万元的法币也赫然问世。

随着法币的泛滥，物价也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飞速上涨，此时的物价水平已经达到一石米5800万元，一个烧饼要3万元，法币如同废纸一般，百元纸钞被当做冥币或者手纸，连乞丐都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

疯狂的通货膨胀进一步瓦解了国民党的统治。首先国统区的经济因物价飞涨而陷入空前的混乱；其次低收入群体入不敷出使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对国民党的反抗情绪也日益严重；再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进一步加剧。

国民政府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与解放军做困兽之斗，决定实施币制改革。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主要内容：1、发行金圆券替代法币，并以1:300万的比例进行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2、所有人持有的外汇和黄金必须限期兑换成金圆券。3、各地物价要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

颁布了这些法令之后，国民党当局更是宣称：“币制改革如同割去身上发言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康复，割不好则同归于尽，这次改革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20亿元的金圆券以国民政府发布兑换法币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市面上流通法币总额的近10倍之多，本身就是一种膨胀的、毫无价值可言的纸币。但国民政府认为，只要用暴力的经济管制，把物价强行压制在8月19日的水准上，就可以避免重蹈法币的覆辙。而想要通过币制改革达到搜刮黄金、外汇的目的，则更离不开暴力。所以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靠暴力来强行推广的。

上海是推行金圆券和搜刮黄金外汇的主要地区，但上海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强大，许多大资本家都与国民党政要有着直接的联系，想要在这里滥用暴力也绝非易事。因此蒋经国亲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在8月20日满怀信心地来到上海。他首先建立了一个15000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经济管制的基本力量并且宣称：“在经济管制的过程中，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要好好的干一场给上海人民瞧瞧。”

上海的经济管制在这种浓浓的火药味下拉开了序幕。

经济管制是为金圆券的发行服务的，其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就是搜刮人民手中的黄金、外汇，把其兑换金圆券；第二平抑物价，维持金圆券的价值。

收缴黄金外汇是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他每天都要询问上海的收缴进度。蒋经国为了加快收缴步伐更是对一些资本家说：“你们谁手中有多少黄金、多少美钞我都清楚，如果不悉数上缴，就按军法处理。”

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李馥荪、上海银行总经理戴铭礼等人准备拿出1000万美元应付一下，蒋介石得知后气的破口大骂：“上海银行界的领袖们手中怎么可能只有这些钱，他们与二三十年前一样，只爱金钱、不爱国家。”

随后李馥荪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被下令查封，戴铭礼被送上了特种刑事法庭；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套外汇罪名被下令处死，行刑时被各大报纸用大篇幅进行了报道；此外还有众多资本家以窝藏黄金等罪名被送进了监狱。为了更快地掠夺，蒋经国甚至直接指使人员闯进银行抢夺黄金外汇。一时间上海人心惶惶，众多资本家被迫交出手中的黄金外汇、百姓迫于淫威不得不把手中的黄金外汇兑换成毫无价值的金圆券。

根据美国白皮书的统计，1947年时中国私人持有的黄金、外汇约有5亿美元。国民党在币制改革一个多月后，已经掠夺了约2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占总数的五分之二。

与掠夺黄金外汇同时进行的是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货物，并规定凡是积压超过3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糖业公会、纸业公会、杂粮公会等理事长被强行扣押作为人质，迫使这些行业按照限价抛售货物。短短70天的经济管控期间，全市的工商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些资本家不甘心亏本暗中抬价，这也给了很多地痞流氓敲诈勒索的机会。因此当时有人说：“大多数商店的业务，每天就是应付敲诈的流氓，任何一个扬言要去举报的人，都能成功地勒索到一笔可观的钱财。”

在实行经济管控的过程中，蒋经国的工作作风确实与其他官员不太一样。他经常接见市民，而且还经常微服私访了解真实的情况。对于犯法的官员他也敢于处罚。例如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处了死刑。

一系列的经济管控最初来看似乎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到了9月底，市面上的物价并没有太大的波动，一些报刊更是吹嘘：“国民党有金圆券和蒋经国两张救命王牌，经济管制一定会为上海乃至全国创造一个新生。”经过不断地炒作之后，有些不明真相的市民真以为经济管控取得了成功，还把自己的传家之宝交了出来换取了金圆券。

然而暴力的手段不可能改变市场的规律，更不可能挽救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危机。正如当时的一个经济学家所预言的一样：“市面暂时出现的稳定，是依靠暴力手段维持的，而并非是经济调控，它是社会经济陷入萧条的前奏。”

以下几点原因，注定了经济管控与金圆券的发行必定失败。

第一，国民党坚持内战，财政消耗巨大。当时国民党财政支出的70%用于内战，随着国民政府统辖的区域越来越小，财政收入也逐步降低，因此只能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来维持巨额的财政支出。金圆券发行了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达到当初要发行20亿金圆券的上限，这个压力是市场上完全无法承受的。同时济南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人们对于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幻想也消失殆尽，到了10月初上海就出现了抢购的狂潮，甚至连棺材都被一抢而空。

商家既不敢关门，又想把损失降低，因此想出了种种办法减少损失，甚至连纽扣都一粒一粒卖。此外抢购的狂潮迅速蔓延至北平、天津、汉口等多地，市面上几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买，所有交易都转入到地下，黑市物资上涨的价格是8月份的数十倍。这个事实表明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经济管控的手段已经失效。

第二，经济管控违反了市场的规律，如果长久下去，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金圆券本身就是膨胀的纸币，其真正价值远远低于其面额价值。由于上海物价被严格管控，外地涨价的物资如果进入，商家还以8月19日的限制价格出售，必然会亏本。外地商品进不了上海，本地商品又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虽然物价稳定，但无货可售的尴尬境地。一些商人为了囤货，高价从外地购买了物资之后，装上火车在铁路线上来回躲藏，宁可多花运费也不把物资运到上海。

上海的工厂也是一样，如果采购外地上涨的原材料，加工出成品以后按限价售卖也一定会陷入亏损的境地，因此不得不停工。虽然蒋经国曾声称如果工厂停产，政府决心接管，但根本无济于事。到了9月中旬，上海的工厂已经停工了近7成。如果再坚持下去，必定会导致生产的停滞和商业的萎缩，这恰恰与蒋介石想要解决经济危机的意愿背道而驰，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三，暴力的经济管制加剧了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国民政府在8月19日刚刚宣布了限价政策，财政部却以增加税收为名宣布卷烟、进口啤酒等7种商品增税70%至100%，强迫这些商品涨价，粮食部门也极力反对粮食限价。蒋经国气得破口大骂：“你们处处贪小，将来必失其大。”

蒋经国为了杀鸡儆猴拿地方官员开刀，更是引起了很多官员的不满。蒋经国刚来上海不久，上海市长吴国桢就请求辞职，他带有讽刺的口吻说蒋经国比自己更适合当市长。淞沪警备司令则酸溜溜地对蒋介石表示，由蒋经国兼任司令，定能加强管制力量。对于这些高官从中作梗，蒋经国也无可奈何。

经济管制之初，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蒋经国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清算豪门权贵的违法行为。一些报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币制能否改革成功，关键要看豪门的钱能不能拿出来。”这个豪门则直指孔宋两大家族。

对此蒋经国曾立下豪言壮语：“不畏权势的压迫，不受金钱的诱惑。”这句话似乎是蒋经国抱着必定成功的决心说出口的，但实际上他的这句话对于孔、宋两大家族根本没有作用。同样宋美龄、阎锡山等人在上海囤积的大量物资蒋经国也不敢过问。对此人们气愤地说蒋经国只敢拍苍蝇，不敢打老虎。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币制改革想要依靠暴力取得成功完全是痴人说梦。他无法斩断国民党内部利益集团的裙带关系，更不会创造出奇迹。当时国民党内部已经腐败至极，对于其中大多数人而言，追逐私利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维护整个国民党集团的利益。而币制的改革，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人来共同完成；同时币制的改革又触犯了商人与百姓的利益。商人无货可卖，百姓无货可买；商人怨声载道，百姓民怨四起。掏空家底兑换来的金圆券，如同废纸一般。

10月28日，南京行政院针对币制改革的问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参会者纷纷承认币制改革彻底失败，三天之后南京正式宣布取消限价。此后金圆券如同决堤的江水一泻千里、彻底泛滥，其结果比法币更惨。

历时70天的经济管制无疑给上海的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如当时的一家报纸说得那样：“这70天的时间里人们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景象，各阶层的人民上到富商下到黄包车夫，全部都被国民党狠狠地咬了一口，甚至被洗劫一空，但国民党的腰包却鼓了起来。”

这次失败的币制改革，让国民政府的名誉彻底扫地，同时也在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丑陋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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