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学在外面挣钱，会觉得我在乡镇基层做这些事情没出息，给他们说我服务了多少人、解决了多少群众的困难，他们很多听不懂、不理解”；“我爱人说我工作那么累，又没多少钱，不知图什么？我就生气地告诉他，不能诋毁我的工作”。既为难、又热爱，这是基层干部内心纠结的真实写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指出，基层干部对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存在着一些困惑，对自身定位与角色认知出现了一些迷茫。

该研究自2021年3月在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等5个省的10个村庄开展，围绕“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完成对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的访谈154份。研究成果《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资料图)

研究指出，基层干部的困惑和迷茫关系到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心理，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和现代化治理转型。基层干部的困惑和迷茫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首先，理论学习时间少，政策存在模糊性，理解执行不到位。调研发现，基层干部普遍缺少理论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对政策的领会较慢。一位基层干部说，“政策文件白天基本上没有时间看，都是中午休息时抽空看看；白天一般都不可能定下心来看文件，只有晚上才可能坐下来梳理一下”。对政策学习的欠缺常常导致工作中出现困惑和困难，尤其是对一些系统性、纲领性的文件掌握不到位往往导致工作中出现临时性、短视性或“一刀切”的做法。

此外，部分制度设计和政策本身存在模糊性，给基层干部带来了理解和执行的难度。例如，基层干部反映，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在政府部门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分工模糊和工作交叉的问题。基层干部说，“工作苦不叫压力，协调不同部门以及过程性考核才是压力，必须尽快下达‘三定’方案了，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其二，政策执行限制多，工作目标有偏差，路径依赖创新难。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往往缺乏自主性，存在唯指标论、唯过程论的倾向。一方面，政策限制性大，基层干部很难依据地方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工作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完成上级指令”而非“促进地方发展”。

另一方面，严厉的问责机制倒逼执行政策简单化，“一刀切”虽然饱受诟病，但也意味着不会犯错误。一位基层干部说，“基层工作就是宁可不办、办砸，也不能违反程序”。在此理念下，开展工作必然出现路径依赖，因为按照老方法一般不会出错，但同时也必然限制了探索和创新。

其三，群众高度依赖政府，群众发动有困难，群众参与不积极。调研发现，群众在乡村很多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依赖思想，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有基层干部指出，“乡村很多工作是干部干、群众看”。调研显示，农民认为乡村的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主要靠村干部的比例分别达到37.3%、53.5%、54.6%、76.6%。有村民说，“村里大小事情都要靠干部，没干部什么事都办不成”。

这种依赖性思维反而会加剧群众对集体事务的冷漠，不少农民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等国家拿钱来振兴农村，导致基层发动群众存在现实困难。此外，群众在网络上看到其他地区的基层服务领先于本地，也会产生不理解或抱怨，给基层的群众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

其四，资源配置倒挂，人财权缺乏，基础管理缺乏支撑。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都将人、财、权等资源的缺乏视作基层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五，督导考核频繁，指标空洞化，减负政策落地难。调研发现，督导使得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考核本身反而成为了基层工作的核心目标。一是检查暗访多。不同部门都频繁下基层，但他们一般只检查、不指导。二是过程考核重。现在片面强调工作留痕，不顾基层现实，使基层干部都变成了“表哥表姐”。三是评价体系空泛。一些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不仅脱离实际，而且非常繁琐，老百姓无法理解，很难掌握真实情况。四是问责压力大。一票否决的事项过多过杂，属地管理与维稳政策导致畸形治理。一位基层干部指出，“上面下来检查主要是为了挑问题，常常会以少数村民的意见来否定基层工作，而不顾大多数村民的意见”。

其六，年轻干部彷徨，扎根基层难，心理落差大。

其七，职业认同有危机，缺乏社会认同，基层心声缺乏表达。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长期与农村、农民打交道，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极易产生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形成职业认同危机。

研究指出，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应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的期待与困惑，深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认知，通过促进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更好地发挥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研究建议，应加强政策文件的传达宣讲，加强和完善干部培训体系；政策执行应给基层留下一定空间，建立更加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应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扭转农民等着政府拿钱振兴乡村的思维；资源配置应进一步向基层倾斜，给基层提供更多支持；应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难题，通过系统性支持，化解基层年轻干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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