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登记高达数十万家，举凡公司设立、发行新股、公司合併、分割等公司组织行为，如事后发现该行为有瑕疵，如何认定有瑕疵？由谁认定？该贯彻法治精神，还是保护交易安全？往往发生不少争执。对此，我国立法喜欢用「刑事判决确定→检察机关通知→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登记」的方式，现行公司法第9条第4项规定：「公司之设立或其他登记事项有伪造、变造文书，经裁判确定后，由检察机关通知中央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登记。」即为着例，另如有限合伙法第9条、商业登记法第29条等也有极为类似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过去在学理以及司法实务上早已有不少争议，日前行政院及多位立委等提案，欲将条文中「有伪造、变造文书」修正扩大为「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情事」，其理由主要在于「有法院在认定上採狭义见解，认为不包含业务上登载不实罪。为杜争议，修正如以上所示，以资明确并利适用。但这样的草案，势必有许多法理上的问题。

　　按刑法所谓「伪造文书印文罪章」，指的是刑法第二编分则内第十五章之罪，从第210条至第220条共计11条，内容包含甚广，如行为主体、行为对象、前后阶段等均有不同，甚至还有专科没收的规定，里面有如「伪造公文书罪」的刑法第211条：「伪造、变造公文书…」，所谓公文书是指公务员于职务上制作之文书，例如判决书、死亡证明书、检验合格证书…等。另有「伪造特种文书罪」的刑法第212条：「伪造、变造护照、旅券、免许证、特许证及关于品行、能力、服务或其他相类之证书、介绍书」，本罪大多是为图一时便利或求职谋生，立法者认为情形实有可悯之处而特设本罪，例如毕业证书、考试及格证书、汽车牌照等。不知这些犯罪与「公司之设立或其他登记事项」有什么直接关系？再如依据草案内容，将扩大至第213条「公务员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登载于职务上所掌之公文书」，此种属于身分犯之特别犯罪也难以理解与民间企业「公司之设立或其他登记事项」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样「一网打尽」的修法是否有违法治国「不当连结禁止原则」？颇有疑虑。

　　其次，由于「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情事」的结果会导致「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登记」的严重结果，对人民权益影响甚大，宪法所要求的法律明确性原则就特别值得重视。对此，司法院多号释字中提出以「可理解、可预见及司法可审查」作为其判断标准，另释字第636号更具体指出「基于法治国原则，以法律限制人民权利，其构成要件应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使受规范者可能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以确保法律预先告知之功能，并使执法之准据明确，以保障规范目的之实现」。因此，「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情事」到底是指哪些情事？何以这些情事会与「公司之设立或其他登记事项」有关？这样规定方式是否能使人民可以「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并使执法之准据明确，以保障规范目的之实现」而符合法律明确性要求，有很大的疑问。

　　再者，「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内之罪各有不同之保护法益与规范目的，在刑度上有重至「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11条），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第214条），亦有轻至「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第212条）者，各罪刑度间相差颇巨，这显示立法者对于不同罪名的行为严重性与危险性等而有不同的刑度。依照草案内容，「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一旦判刑确定均将一律发生「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登记」的结果，等于不问各该犯罪的严重性与危险性间差异，以及刑度高低不同等情形，此种不分轻重、一视同仁的处理规定，很容易在个案发生违反「比例原则」的危险。

　　最后，「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情事，经裁判确定后……」的规定看似明确，但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该些犯罪于侦查中检察官多可予以不起诉或是缓起诉，如遇这种情形，是否符合此处所称的「裁判确定」？还是一定要起诉后法院判决有罪才算，就有争议。即便检察官都起诉，也可能因为各罪名间被告不同、起诉时间不同、审级救济不同等因素，其实未必能达到「裁判确定」明确无争议之理想。因此，以扩大至所有「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情事」的立法方式，希冀解决主管机关据以撤销或废止公司登记之立法体例，本文认为并不妥适。

　　(工商时报)